在美國，大學畢業後3年可以拿到法學學位，4年可以拿到醫學學位（MD），但是要成為人文領域的博士，平均得花上至少9年，而且畢業後要在大專院校找到有望能成為終生職的工作可能還要花更久的時間。在經濟不景氣使大學財政短絀的此時，人文博士的危機意識格外強烈。
為高等教育記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寫專欄、哈佛大學畢業、現任希望學院（Hope
College，密西根州）的英語副教授William Pannapacker問道：「有什麼比絕望更糟的？」儘管他的悲觀想法不太有人相信，他還是認為研究生體系破產了，警告要攻讀人文博士的學生要有心碎的準備。
一、二年級的人文博士生或許沒同年的法學或醫學生那樣課業繁重、競爭激烈，但前頭卻還有漫長遙遠的路要走。人文博士生不但要學富五車、通過考試，還要寫數百頁的原創性研究論文，儘管有時該論文從此被束之高閣。這些學生必須倚賴獎助學金和兼課度日，而兼課往往又耗掉許多研究時間。高年級醫學生或許因為醫院輪班而忙得團團轉，但至少這些工作是學位的一部份。
美國研究所評議委員會（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會長Debra W.
Stewart女士指出，學生的財政問題是造成人文博士攻讀格外曠日廢時的原因之一。在許多國家，政府付錢讓博士生在一定期限之內完成學位，如3或4年。
在美國，很多人文學科的學生中途休學，所以從大學畢業到拿到博士可能花上超過10年的時間。有大約一半的人文博士生最終未能完成學業。學生得到博士學位的平均年齡是35歲，而且背負有2萬3,000美元的債務，面臨的就業市場也不見得好。年年簽約、沒有保障的兼任教職可能是唯一的選擇。
哈佛大學英語教授Louis Menand長期批評這個冗長的博士進程，他認為「讓一群聰明人讀博士班，其中卻有一半沒得到學位，而且也不見得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這是嚴重的社會資源浪費。」
密西根大學英語教授兼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會長Sidonie
Smith在該學會的春季通訊中再次提出一個多年前的構想：跳脫傳統論文的取材選項，考慮引入已出版的同儕審核文章、研究檔案、數位出版等等。她認為如此不僅能縮短博士取得的時程，也能讓學術擺脫象牙塔。
儘管有來自高階層的支持，全面改革並不會很快到來。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的代理校長Richard
Wheeler指出，任何關於博士取得規定的改革必須全體適用才有意義。有誰會想要讀不被其他大學或職場認可的博士班？他說：「目前還不到全面改革的引爆點。」
伊利諾大學的研究生聯合會11月才因學費減免問題短暫罷課。Wheeler博士將原因歸咎於學生對制度的普遍不滿及個別就業問題。學生們憤怒、受挫、很不開心。
Wheeler博士於1960年代花了4年就拿到英語博士，得到教職時也還沒有任何出版。如今不可同日而語，博士修業規定更嚴格了，求職的博士也被期待要有許多研究出版。博士就業問題其實也已經存在多年。1989年William
G. Bowen和Julie Ann
Sosa一份眾所矚目的報告預測會有大規模的教職新舊交替、人文社會領域的博士班也可望增設。許多學生把話聽進去了。英美語言文學博士的授予在1987-1995年間增加了61%，歷史博士也增加了51%。
然而，到了1990年代晚期，博士生們發現Bowen-Sosa預測並未成真。強制退休制度的取消以及兼任、助理教職比例的增加使得教職嚴重求過於供。近年經濟不景氣造成的人事凍結和裁員更讓問題雪上加霜。舉個例子，美國現代語言協會的報告顯示2008-2009學年的總職缺至少掉了四分之一，這是該協會自34年前開始統計職缺以來最大的單年跌幅。
與此同時，非終身教職的僱用正在增加當中。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一項新的人文系所調查顯示，英語及外語科系有一半的教員沒有終生職的保障，比例比其他任何系所都來得高。其中一個原因是，大一作文課（多半是必修）大多是由語言系所的兼任師資擔任。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統計顯示，與生命科學或工程等學門正好相反，人文-包括語言、歷史、哲學、音樂、戲劇、考古等的博士學位授予人數近幾年來下滑了，2007年度是5,112人，而2008年只有4,722人。而這些博士中有超過三分之一並沒有固定工作或任何博士後研究活動。
學位授予人數可能持續下滑。去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頓、芝加哥、艾默里(Emory)、西北大學在內的一些主要大學，都減少招收人文社會領域的博班生。若要達到供需平衡，招生名額可能要砍掉更多，但可能又會衍生出新的問題：如果招生過少，某些特殊領域的課程可能無足夠的學生可以支持。
其他反對減收的實際考量尚有：博班能提高大學的名望，並讓有意栽培下一代學者的教員能夠留任。博士生也能充當廉價勞工教某些教授不大願意教的大一、二課程。Wheeler博士則認為，該儘量讓教授面對大學生，如此不僅能提高教學品質，長期也有望增加終生職教授的需求。然而，首先必須要有僱用教授的經費。
Pannapacker博士指責研究所沒善盡職責告訴學生他們真正的出路在哪、機會有多大，讓學生以為學術生涯才是唯一值得投入的事業，而這些機會往往可望而不可及。他認為，如果資訊能夠更加透明化，例如每個研究所都能列出中輟率、平均學生負債、平均學位取得年數、畢業生從事的工作等等資訊，大學生在做升學決定時才能有比較正確的認識。他說：「學術界讓學生以為他們從事的志業並不受制於市場機制」，到學界以外工作的人被視為背離學術核心價值，「學生以為他們沒辦法或者不應該離開學術，於是他們寧可年復一年兼任教職也不謀求其他的生涯出路。」
惡劣的就業市場也迫使許多研究生當更久的學生，因為在外工作往往會影響到學位攻讀的進程。
美國研究所評議委員會的Stewart女士認為，當可望有終生職保障的工作減少時，學界也必須有因應之策。她說：「人文博士一向專注於學術圈內的就業市場，他們無處可去，不然就是以為自己無處可去。」
